1月29日，賴小民被依法執行死刑。

全社會再次感受到金融反腐的力度和決心。

如今，在金融領域，還有一類人也是嚴查對象——金融監管內鬼。

上周，一連4名金融單位廳局級干部被宣布開除黨籍：原內蒙古銀監局黨委書記、局長薛紀寧，原內蒙古銀監局副局長陳志濤，原內蒙古銀監局副局長宋建基，原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、局長張安順。

2020年就已經有多名銀保監系統的領導干部落馬。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嚴查監管失職失守背后的腐敗問題，對薛紀寧、張安順等人采取留置措施，對16名會管干部給予黨紀政務處分。全系統共受理檢舉控告類信訪舉報1231件，立案160件，處分164人。

金融監管部門是金融領域的“守門人”，他們手中的監管權，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一道重要盾牌。可是有一些監管者，卻淪為金融秩序的破壞者、金融風險的制造者。

從公開的通報來看，金融監管內鬼都有一個突出問題：放棄監管職責，監管嚴重失守。

比如，張安順“棄守監管職責，縱容包庇金融機構重大違法違規行為”；薛紀寧“縱容包商銀行野蠻擴張和違法經營”；宋建基“放棄監管職守，放縱包商銀行野蠻擴張”；陳志濤“棄守監管職責，為包商銀行野蠻擴張站臺助威”……

他們一手“濫放”權力，另一手卻濫用權力。

有人在行政許可、現場檢查、非現場監管、貸款辦理、業務承攬、設立和入股村鎮銀行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，索取和收受多家單位和個人巨額財物；有人插手銀行內部人事任命和工程承攬等事務；有些關系人通過自己控制的公司從銀行騙取巨額貸款……

薛紀寧、宋建基、陳志濤，還有去年被查處的內蒙古銀保監局原黨委委員劉金明、中國銀保監會內蒙古監管局原黨委委員賈奇珍，他們都和一個銀行脫不開干系——包商銀行。包商銀行過去的野蠻擴張，離不開他們的大肆放水。

專業人士曾表示，“監管捕獲”是包商銀行公司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。

何為“監管捕獲”？打個比方，監管機構和監管者本來是為國家和公眾利益服務的，卻被監管對象慢慢用各種手段和方法“俘獲”了，成了監管對象的“俘虜”，為少數利益集團謀求利益。

而這種“俘獲”，實際上是“圍獵”與被“圍獵”的游戲。

一些金融機構從業人員、不良企業主給監管人員使勁放“魚餌”，送錢、送物、送干股，安排高檔宴請和旅游，把彼此牢牢綁定在一起。

2013年，包商銀行原董事長曾給劉金明送過一套北京市朝陽區望京東的房子，價值700多萬。正是劉金明在包頭工作期間，包商銀行實現了初步擴張。

吃人嘴短拿人手軟。拿了好處，也就成了被監管者的“俘虜”，用手中監管權為不法金融行為開路護航。中國銀保監會福建監管局原黨委書記、局長亓新政收受干股由特定關系人代持，借用被監管機構人員大額錢款。他濫用行政審批權力，違反許可條件和程序，為不法商人獲取保險代理許可提供幫助。

雖說是“俘虜”，有些監管者卻甘于被“圍獵”，樂于當內鬼。薛紀寧就是其中之一——“既想當官，又想發財，從甘于被‘圍獵’到主動求‘圍獵’”。

在違紀違法的金融監管者當中，不少人都是一把手。他們不履行管黨治黨第一責任，帶頭嚴重違紀違法，帶壞隊伍、敗壞風氣，一些人任職期間班子成員發生“塌方式”腐敗，毒害了當地整個金融系統的政治生態。

更嚴重的危害，是讓市場暴露在金融風險下。

這些金融監管內鬼違紀違法問題的背后，實質都是落實黨中央金融工作決策部署打折扣、搞變通，嚴重背離監管初衷，致使金融機構發展偏離政策定位，給金融風險推波助瀾。

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強調，要持續壓實金融管理部門、監管機構和地方黨委、政府主體責任，做好金融反腐和處置金融風險統籌銜接，強化金融領域監管和內部治理。

賴小民案暴露出的監管制度和治理能力短板，就成了以案促改的一個重點環節。紀檢監察機關督促銀保監會加強監管流程再造、監管協同推進，發現并解決類似隱患、漏洞，減少監管盲區和真空。

今年，深化金融領域反腐敗是一項重點任務。不管是金融領域的從業人員還是監管人員，凡貪腐，必被查！